冯玉祥一生中经历了八次“倒戈”，这其中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而非简单地归结为反复无常的行为。

首先，滦州起义反清廷并没有错。这件事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并不能算作“倒戈”。如果滦州起义也算“倒戈”，那么当时中国的大部分军阀和军事领袖似乎都在“倒戈”之列。值得一提的是，冯玉祥在起义时背后有贵人相助，才得以幸免于难。冯玉祥的这位贵人是陆建章，他不仅与袁世凯有深厚的关系，二人曾是“小站练兵”时期的老同学，关系密切到陆建章甚至能在袁世凯的会客厅中做出极为不文明的举动——直接往痰盂里撒尿，袁世凯对此竟无动于衷。正是有了陆建章的庇护，冯玉祥才没有死于滦州起义。

有传言说，袁世凯在仔细观察过冯玉祥的面相后，曾断言冯玉祥“将来必定搅动风云”，这句话在冯玉祥的后续人生中也似乎得到了印证。

第二次，冯玉祥在护国运动中倒向反袁世凯。事实是，反对袁世凯就是反对帝制，这并无错。如果将其看作是“倒戈”，那么那些支持护国的力量就太多了。第三次，冯玉祥倒段祺瑞，他所做的不过是支持南北议和，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如果这也算“倒戈”，那么顺应历史潮流的人就多得无法计数了。

冯玉祥在倒段祺瑞后迅速壮大，他的军阀势力从军头逐步扩展到更高的层次，已经具备了影响风云的能力。然而，在这个时期，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部队的生存问题。军头和军阀的根本区别在于，军头只需听从命令参与战斗，而军阀则需要考虑如何维系整个集团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在这一时期，冯玉祥不得不频频“倒戈”。

冯玉祥的第四次倒戈是反对吴佩孚，第五次是反奉战争，他先后倒向张作霖与郭松龄。第六次是五原誓师，倒向了北洋政府。第七次，他倒向了蒋中正。最后，在中原大战时，他又反对了蒋中正。

在这五次“倒戈”中，冯玉祥有一项不太光彩的行为，就是背叛了郭松龄。实际上，如果冯玉祥没有做出这一决定，郭松龄或许能够成功打败张作霖。

这时的冯玉祥，更多的是在争取利益，而非单纯的理想和道义。而且，与冯玉祥相比较，像蒋中正、阎锡山等人手段并不比他高明，甚至不如他直白。冯玉祥的“倒戈”是光明磊落的“阳谋”，而蒋中正等人则采用分化、收买的“阴谋”。然而，这一次冯玉祥的“阳谋”最终还是败给了“阴谋”，西北军几乎瞬间崩溃，冯玉祥的势力也随之瓦解。

东北军从中获益，黄河以北的地区也基本落入了东北军的控制。那么，为什么大家批评冯玉祥，却对那些同样使用阴谋手段的人给予高度评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失败者没有发言权。就像“弱国无外交”，那些心机深重的人不会主动承认自己的不当行为，而那些已经归附蒋中正的人更不会为冯玉祥说话。

冯玉祥的名声因此逐渐恶化，成为“倒戈”的代名词。在西北军分裂后，冯玉祥的力量被分为三支：由孙仿鲁指挥的26路军，宋哲元指挥的第29军，以及日后成为一支力量的韩复榘。同时，也有一些零散的部队，如孙良诚、石友三、庞炳勋等人。

冯玉祥并未因失败而放弃，他依然在暗地里运作，准备东山再起。比如，在26路军的“宁都起义”后，冯玉祥便派人进入苏区，试图联系季振同、黄中岳等人，但未能成功，最终导致他们遭到冤杀。

1935年，在阎锡山的邀请下，冯玉祥来到南京，出任军事副委员长一职。这一安排虽由阎锡山一手促成，但蒋中正也表示了同意。抗战迫在眉睫，蒋中正希望将全国的军事力量集中整合。尽管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但在河北、山东依然有着20余万兵力，若能利用这一力量，将对抗日大局极为有利。于是，蒋中正同意阎锡山将冯玉祥重新纳入军事核心。

1935年，冯玉祥被授予1级上将军衔，并位列蒋中正与阎锡山之下。阎锡山不愿离开山西，出任第二战区司令时，冯玉祥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军事大权者。然而，蒋中正真的信任冯玉祥吗？显然是不可能的。蒋中正向来奉行分化平衡政策，无论是新桂系的李宗仁与白崇禧，还是陈诚和罗卓英，蒋中正始终确保每个势力内部都有一个人掌握核心，而另一个人则在外统兵。

抗战爆发后，冯玉祥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很多人认为，这是蒋中正故意让冯玉祥出“洋相”，但事实上，蒋中正并不如此轻视冯玉祥。第三战区的战斗关乎国运，蒋中正并不会让个人情绪干扰如此重要的战争安排。冯玉祥之所以被派到第三战区，是为了借他久经沙场的威望来安抚各路部队，尤其是那些外地派来的部队。在这一阶段，冯玉祥的指挥能力虽然未能发挥到最大，但各派部队在抗战中的配合度高，虽然伤亡惨重，但没有出现大的指挥混乱。

然而，冯玉祥最终未能在战场上发挥更大作用。